陈光甫与小小银行

王凌凌

　　前不久，上海银行与上海商业银行（香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台湾）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了解这三家银行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其实它们源自一家，都来自于1915年6月在上海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
　　该银行在外滩创立之初规模很小，额定资本号称10万，实则收足7万余，且不说无法和资本雄厚的外商银行以及官办银行相比，就是在国内私营银行同业中也居末流，被人讥为"小小银行"。
　　但由于经营得法和精心管理，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有利时机在短短几年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从1915年到1926年，存款从57万元增至3244万元；放款从51万元增至1919万元，分别增加55.24和36.6倍，在全国十一家主要商业银行的存放款总额中居第五位。资本额亦由最初的10万元，增为1921年的250万元。在国民政府时期，上海银行的规模和业务更有了长足进展。到30年代初，上海总行已设有储蓄、信托、外汇、证券、农业、盐业、仓库等专项业务部；并在全国重要城镇设立了100多个分支机构。全行存款总额到抗日战争前夕--1937年6月已达2亿元。在1930年至1937年6月期间，除少数年份系金城银行占先外，一直居于全体私营银行的首位。放款总；额最高时为1.4亿元。汇兑及押汇业务也很发达，1934年汇款总额累计达到4.05亿元，比任何一家私营银行都多。1936年其资产超过3亿元，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私营银行。
　　一家"小小银行"如何迅速发展成为"南三行"的龙头也就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该行的总经理陈光甫。陈光甫在旧中国金融界，与张嘉璈、李铭、钱新之并称为国内银钱业四大名旦，被后人誉为"旧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的摩根"，可见评价之高。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能把国外银行的先进管理办法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制定了一套高效率的管理体制和超人一筹的经营策略，并能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发展。

服务社会

　　陈光甫的招数就是"服务社会"。他认为"本行所恃为命脉者，即为服务二字"，主张"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
　　他注意到外商银行一向只重视与政府机构进行交易，或热衷于与本国商人打交道，至于钱庄，也只注意大户存款，而其他银行也只经营大额存放款业务，民间一般中产者的大量闲散资金并没有适当的去处。陈决定把储蓄作为突破口。他认为储蓄比大户存款更稳定，有利于资金的运作，也能相应弥补银行资本不足的缺陷。正是基于这一点，陈光甫才把银行命名为商业储蓄银行，表明该行"以发展商业，提倡储蓄为本"。
　　 为了吸引小额存款，陈光甫首先推出"1元开户"，把它作为"服务社会"的基本措施，结果很快便受到城市中下层市民的普遍欢迎。在他的倡导下，上海银行及其分行逐步开办了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定活两便等各种新型储蓄方式，这些方便客户的举措在中国金融史上都具有创新之功。
　　 上海银行还开办了适应人们婚丧嫁娶需要的各种储金礼券。这种礼券可以在上海银行各分支机构通兑现金，颇受市民的青睐。礼券的通用性不仅吸引了储户，而且为上海银行起了广告宣传作用。
　　 陈光甫甚至把储蓄网点办到了学校。1916年，他在银行成立学生服务处，一方面吸收学生储蓄，一方面替学校收取学生的学费和食宿费。他认为学生储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学校和学生中树立了形象。
　　 此外，上海银行还开办了许多中间业务，1917年专门成立了储蓄部，组织起储蓄协赞会，使储户大增，其中不乏10年以上的储户。
　　 不仅存款如此，上海银行在放款和汇兑上也力倡"服务"。如举办500元以内的职工低息小额贷款，免收个人小额汇款的汇费等。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其他银行、钱庄不屑一顾的。
　　 陈光甫深知服务态度同样可以影响储户，因而强调"柜面服务最为重要"。他不允许行员与顾客争执，任何人得罪顾客，都会受到处罚。在上海银行普遍使用机器记帐后，陈担心行员满足于"机器式的服务"，要求加强与顾客的感情联络，对经常往来的存户能做到不验印鉴，不查结存即能付款。
　　 为了接近大众，使银行平民化，陈光甫花了不少心血。他认为上海银行主要针对中下层存户，如果银行太阔气，只会使存户自惭形秽，不敢上门。为此，他一反其他银行追求豪华漂亮的做法，而讲究简朴实用。他还把存款柜改为柜员制，即行员一人负责从验票到付款的全过程，免得顾客东奔西跑。
　　 "服务社会"所取得的实效是显著的。它不仅使上海银行在最短时间内得到了绝大多数市民的认可，也使上海银行的储蓄存款大增，自身实力有了明显提高，其整个存款额从1915年的57万元增至1926年的3244万元，在当时的全国百余家银行中位居第五。"服务社会"不仅完全得到各家银行的首肯，也成为大家争相效仿的手段。

1915-192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存款总额

年份	存款总额
1915年 1916年 1917年 1918年 1919年 1920年 1921年 1922年 1923年 1924年 1925年 1926年	576 784 1 445 963 2 060 772 3 277 443 6 168 650 10 076 311 12 825 294 11 839 135 15 341 841 16 482 848 22 886 315 32 440 368

资料来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260页。

辅助工商

　　广揽储蓄只是银行增强实力的一个方面，银行若要盈利还要看放款。只有放出的款项能够收回，且有相当的利差可赚银行才有利可图，才有发展的后劲。因此，在争取小额存款，"服务社会"的同时，陈光甫还提出了"辅助工商"的口号。
　　 创业之初，上海银行没有钱庄搞汇兑的条件，也没有搞银元银两兑换的资力，更不敢从事风险较大的公债库券投机，而主要把资金用于工商业的放款上。如果拿上海银行的放款对象与其他银行相比较，就明显看出上海银行在贷款民族工商业方面是银行中最突出的。以1926年为例，全年放款中，工矿企业放款达19.99%，商业放款占54.8%，个人放款为20.8%，而对机关政府和铁路放款合计仅占2.3%。该年该行全部货币资本运用中，对工商企业的放款占30%，直到抗战前，上海银行的工商放款一直占全部放款的1/3，最高曾达41%，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其他银行。由于当时一战的背景，西方列强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中国的产品、原料生产有了相当的增长，民族工商业大多获利，亏损极少。上海银行受此影响，也几乎没有呆、滞损失，更极少坏帐。这是上海银行初期迅速发展所具有的良好外部环境。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工业放款占全行放款的比重（1931-1936年）

年　份	工业放款占全行放款总金额比例%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34.29 37.59 31.55 29.18 34.57 32.39

资料来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509页。

　　 陈光甫"辅助工商"的另一目的，是想拉拢工商业主扩充银行股本。上海银行开业数年，股本扩充很快，从最初的10万猛增到1919年的100万，在这100万股本中，金融家占10.2%，政客占8.1%，买办占7.5%，但都远远不及工商业者的49.7%。显然，上海银行早期的股本扩张，与陈大量罗致工商业主有关。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股东分类统计表
1915年-1921年

资本总额	工商业者		金融业者		官僚		买办		其他		不能分析部分
	投资 金额	占资本总额%	投资 金额	占资本总额%	投资 金额	占资本总额%	投资 金额	占资本总额%	投资 金额	占资本总额%	投资 金额	占资本总额%
5万元时期（1915.4.13收足）	23000	46.00	5000	10.00	－		22000	44.00	－		－
10万元时期 （1915.5.22 收足）	25500	25.50	34500	34.50	17500	17.50	22000	22.00	－		－
20万元时期（1916.2.22 收足）	59900	29.95	47500	23.75	45000	22.50	42600	21.30	5000	2.50	－
30万元时期1916.12.31 收足）	72000	24.00	62500	20.83	50000	16.67	70000	23.63	115000	3.83	33100	11.03
100万元时期（1919.12.31 收足）	97000	49.72	102400	10.24	81700	8.17	75200	7.52	45900	4.59	197600	19.76
250万元时期（1921.12.31 收足）	970300	38.81	213300	8.53	318400	12.74	198300	7.93	123700	4.95	676000	27.04

资料来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35页

　　 优良的服务质量与业务经营的灵活性、多样性，使上海银行及其分行迅速站稳了脚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走过了最为艰辛的10年创业后，上海银行从外商银行和钱庄的夹缝中茁壮成长起来，从众多的银行同业中脱颖而出。

诚信·稳健·创新

　　陈光甫在上海银行的多年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他鲜明的经营作风，这就是"诚信、稳健、创新"。这也是上海银行的风格。
　　 诚信。银行靠信用而生存，这是陈光甫的一贯想法。在创业最艰难的时期，陈仍然抵制住了公债投机获利大的诱惑，拒绝靠投机起家。他深信银行信用"唯一是要恪守对顾客的信用"。
　　 稳健。陈光甫的稳健作风，在当时银行界是公认的。与他谨慎稳健作风相适应，上海银行各分支机构所吸收的存款全部归总行统一调节，各分行不得擅自运用。尽管这一做法略嫌保守，但资金运用时安全系数却得以提高，并且上海银行绝少参与房产或证券投资，而是大量地对工商业放款和购买公债。放款的时间也以短期为主，一般不超过3个月。
　　 陈光甫率先在国内银行中设立了调查部，负责对贷款对象的资信调查。与其后其他银行的调查部不同，上海银行特别注重对企业负责人的调查。在陈看来，放款对象的资力、经营能力固然重要，但负责人的品德、家庭和社会关系对他所经营的企业影响极大，不可小视。除设立调查部外，陈在银行内部建立起查帐制度，杜绝行员的舞弊行为。
　　 与当时银行、钱庄不同的是，上海银行在放款中偏重对物信用。以1926年为例，抵押贷款占该行全部放款的60.2%，信贷仅占39.8%。1917年，陈光甫把对物押款，从货栈仓库堆放的固定货物，扩展到铁路运输的流动货物，在同业中首创铁路押汇业务。这项业务颇受货商欢迎，一经开展，便迅速普及。由于凭物为信，上海银行的放款都相当稳妥，款放得出，也收得回，资金周转快，呆帐、坏帐是各银行中最少的一家。
　　 创新。陈光甫认为"现在世界上，不论什么事业，都在日新月异的变化，银行事业也得推陈出新，才能站稳"。"若不出新制胜，必有落伍之虞。"在中国金融史上，他创造了无数个第一：首创"1元开户"；最早推出各种新型储蓄品种；首先在银行中设立调查部；第一个开出旅行支票；第一家办理铁路押汇业务；是最先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的私营银行；也是最早使用机器记帐的银行之一；银两与银元并用也是其颇为得意的创新之举。

"银行是我，我是银行"

　　与国内其他银行、钱庄相比，上海银行在用人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它在用人上严格挑选是名声在外的。
　　 一二十年代，上海金融界无论是旧式钱庄，还是新式银行，都各成派系。陈光甫虽是镇江人，可却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镇江帮，相反，十分厌恶拉帮结派，在上海银行高级职员中，不讲地域限制，而只求任人唯能。不仅如此，陈光甫对亲戚故旧的子弟一视同仁，决不给特殊照顾。如果能力不及，甚至还有"下岗"的可能，更不会重用。30年代开始录用人员一律考试，各大口岸的经理，则必须是在外国留过学的职员。
　　 上海银行的人事制度在当时银行中是最健全的。它订立行员待遇规则，将行员分为职员、办事员、助员、试用助员四级，各级又分为三等三级，按序提升。此外还订立奖惩条例、年终考核。陈光甫每星期四邀请部分职员聚餐，人员由其任意圈定，席间自由交谈，借以发现人才，选拔人才。
　　 上海银行职工的素质高，也是与银行的育才计划分不开的。在上海银行，所有的高级职员都要受到培训，没有留过学的高级职员，银行都会出资供其去美国化学银行和欧文银行实习，借以扩大视野；对于普通职员，银行设立培训班，起先是从行员中培训，之后公开招考，每期20-30名，半天学习，半天到业务部门实习，教员均系行内高级职员。陈光甫称这是他的"黄埔军校"。
　　 上海银行不遗余力地抓培训，在各行中是独树一帜的，而这首先得益于陈光甫的"育才观"。陈光甫一向认为办任何事情都"取决于多数之从违"，因此"必须慎择其执行之人选"，否则，执行者无法领会他的意图，好事也会办成坏事，更勿谈开创局面，除旧布新。他把网罗人才看作是企业盛衰的关键，认为："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陈光甫经营上海银行，花心血最多的就是对人才的选择和培育。在培训人才方面，他几乎到了不惜工本的地步，他说过，"育才计划，关系我行生命前途，我行宜应认为当前第一要务"，对培训职员，"当以绝大魄力，绝大决心，投下一笔大资本，猛力推动进行"。
　　 大革命后，陈光甫从工人运动中吸取教训，认为银行要有凝聚力，混淆劳资界限是首要之举，他否认上海银行有真正的资方，认为中国大家庭的国情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主张"大我小我化为一体"。1930年10月，上海银行增资到250万元时，就把新股125万元分配给行员认购，使"大家都是老板，银行兴衰，人人有份，勤劳俭约，守份知足"。另外，陈光甫还在上海银行内实行行员储金制，即按每人薪水的10%，由银行发工资时扣下，另由银行照数提一份，一并储蓄，到行员退职事发放，这也是银行加深与行员经济联系的一种方法。陈还曾提出"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口号，希望与职员痛痒相关，消除纠纷，一心一意扑在事业上。
　　 虽然陈光甫早已作古，但他作为一个极富个性的人物，一个旧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之一，他所采取的种种使"小小银行"成为一流大银行的手段，值得我们思考和深入研究。

　　尤其是在入世后，我国的银行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发展一大批中小银行，完善金融业的市场结构，增强银行业的竞争活力，以提高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和效率是银行改革的方向之一。因此，"小小银行"的做大也成为中小银行发展过程中可加以借鉴的对象。我们也期待着当代的"张光甫"、"李光甫"不断在中国大地上涌现。